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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焕:国人有高智商,而没有大智慧?!  

2014-11-19 10:50: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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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貌似智商很高,实则缺乏智慧;貌似对权力风向异常敏感,其实是无头苍蝇四处乱撞;貌似在大至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小至小群体关系网的群体认同中获得安全感,实则是缺乏个体独立和自由能力的一盘散沙。

 在收集研究了130个国家的智商测试后,英国一位研究人种智商的学者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他们拥有全世界最高的智商,平均值为105,明显高于欧洲人和其他的人种。得出这一结论的专家是英国阿尔斯特大学名誉教授理查德·林恩。他的这一结论是否可信? 

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平均值为105。而之后排位是欧洲人(100),爱斯基摩人(91),东南亚人(87),美洲本土印第安人(87),太平洋诸岛土著居民(85),南亚及北非人(84),撒哈拉非洲人(67),澳大利亚原著民(62)。而人种智商最低地区是南非沙漠高原的丛林人和刚果雨林地区的俾格米人,平均智商为54。

林恩教授对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也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造成人种智商差异的原因主要是生存环境的影响和基因的突变。他首先注意到了加州大学研究脑量进化的专家杰里森的观点:在物种进化的过程中,物种的智力进化受到了环境的重要影响,这也是物竞天择的一种体现。动物们要想在恶劣的环境中成为幸存者,就必须进化出足够大的脑容量,这样它们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得到的信息才能在大脑中进行充分的分析。林恩教授认为,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人类的进化。在对诸多的数据分析后,林恩教授指出,寒冷的气候让人类得到了更大的脑容量。比如东亚人的平均脑容量为1416cc,欧洲人的平均脑容量为1367cc,而撒哈拉地区非洲人的平均脑容量则为1282cc。

当林恩教授提出他的研究后,很多人提出了质疑。

既然东亚人拥有高于欧洲及美国人的智商,为什么欧洲人在科学技术研究和发明上要比东亚人更胜一筹。林恩教授认为这是由于东亚人在性格上比欧洲人更循规蹈矩,所以在发明创造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这并不能证明东亚人的智商低于欧洲人。林恩教授还提出,聪明的东亚人现在遍布在世界各地,而他们在各个科学领域的参与和成绩也越来越突出。

其次,既然寒冷的气候让人类进化出最大的脑容量,并获得高智商,为什么生活在冰天雪地中的爱斯基摩人却是个例外。林恩教授用基因突变解释这个问题。他认为,在早期非洲直立人向世界各地移民进化的过程中,他们带着能够进化出高智商的基因。而这种基因在人口发展快、英才人口众多的地区得到进化的机会就更多。而在寒冷的地区,低智商的人类逐渐被淘汰,高智商的人类成为幸存者。爱斯基摩人的总人口只有5.5万人,很明显,控制智商的基因突变成高智商基因的机会也就少于欧亚人。

我查了一下,这篇报道2006年4月6日发表在《北京科技报》,此后被不断引用。尤其是谈到中国创新能力的时候,每每又拿出这个来说事。美国《商业周刊》全球最具创业企业前50名,美国35家公司上榜,日本4家韩国2家,智商和日韩不相上下的中国0家,更别说朝鲜了。

于是人们知道,有天生的智商是远远不够的,要看后天的智商如何使用、用在哪里。有人把中国人高智商却缺乏创造性归结于读书少。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4.9%,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39本,远低于韩日两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64本。而中国13亿人口,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1本都不到。在问及受访者不读书的原因时,获选率最高的选项是“工作忙,没时间”(42.8%),其次是“没有读书习惯”(35.8%)。其他选择较多的选项还有:看电视多、不知道读什么、找不到感兴趣的书等。

据了解,世界上最爱读书的国家之一是以色列,虽然该国图书的价格非常昂贵,普通以色列人对购买图书却十分慷慨。这个在1948年宣布独立、2014年1月人口才超过813万的国家,是世界人均拥有图书最多的国家。正因为如此,这个人口稀少、建国时间很短的国家,至今已经拥有了8位诺贝尔奖得主。但中国人口是以色列的175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似乎一共只有3位诺奖得主,其中两个文学奖一个和平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得奖人次为零。

但是,林恩的基因突变论只强调了自然环境对基因的影响,中国人不读书论也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当代中国人有智商而没有智慧(这里做个简要区分:智商是指天生好用的大脑,智慧是指后天在人类文明进步和财富创造与积累等方面的杰出表现),以我个人的观察看,不少中国人是越读越傻,投机钻营的小聪明盖过了大智若愚的大智慧,反而不如没有读过书的一些人以天真直抵真知。中国人不缺乏智慧,但是在愚民和洗脑教育中形成的逆淘汰,使那些有智慧却没有接受科班教育的人们普遍失去了晋升主流社会的许多机会。也就是说,能够进入主流社会的人们被一路的洗脑教育教傻了,而另一些还保持天真与真知的人们则往往被主流教育设置的各种门槛挡住了进入主流社会的通道。

林恩研究强调了智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却严重忽视了社会的制度和文化软环境对智商运用的方向和智商能力释放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可能更为根本。从全球状况来看,与当代中国同理,决定一个国家智慧水平的,不是人的智商,而是决定“智慧能不能发展和向何处发展”的制度与文化环境。人口学专家黄文政认为,族群平均智商与长期经济发展水平有最显著的关系。我则认为长期的制度文化习惯和思维方式对智慧生长有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从长期的不良制度和文化下浸润的中国文化人格,极大地限制了国人的心灵和视野,是当代中国人高智商而低智慧的根本原因。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深入骨髓的政治挂帅和百变不离其宗的计划思维与管制下,当代中国鲜有真正的完全独立、自由、自主的个体。而个体自由是一切智慧和创造力迸发的前提条件。一切集体都是消灭独立思考和创造的乌合之众。这方面,我将另有专文论述。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家推动的社会变革深刻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是最私密的性生活。政治和权力失控导致了个体私域内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全面萎缩。即使在经济崩溃背景下被迫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发改委也仍然是换了一个马甲的国家计划委。

其次,是阶级斗争教育毁灭了几代人的心智,仇恨和阴谋论蒙蔽了几代人的眼睛和心灵。虽然我们早已宣布,在一系列“拨乱反正”中,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就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1985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但是,由于阶级斗争教育没有根本上从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教学模式中删除,30年过去,阶级斗争理念仍然在中国大陆深入人心和骨髓,朝野上下,都有阶级斗争理论的极大拥趸群体。虽然他们二者分明是各怀鬼胎:在野者的失意者希望借此理论推倒重来,在朝的得意者希望借此理论维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民民主专政”。而后者的实质,就是不经独立的法院程序,先划分敌我,未审先判——“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时至2014年,作为国家最高智囊即“思想库”的、历史上的翰林院、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其院长王伟光不是还在鼓吹阶级斗争理论吗?

在阶级斗争理论下,整个社会尤其是读过半桶子教科书的小知识阶层,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受害者和怨妇心态,埋怨和仇恨成为这个时代主流话语里的主旋律,哪有心思来思考社会的自发秩序、和谐构建与自由合作?反倒是在社会中下层,在沉默的大多数里,不乏埋头苦干的人。但如前所述,他们也许没有主流文凭,进而失去了进入主流社会的通行证,因此不能掌握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

其三,迷失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人们,必然迷失在权力斗争和阴谋论的权术中不能自拔,视独立思考和自然、社会发展规律为无物。权力崇拜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拜物教。不思考约束权力而是削尖脑袋去巴结权力、迎合权力风向的时代,必然也给权力为所欲为留下了最大的施展空间。掌握权力的人可以随心所欲折腾政治折腾经济折腾教育折腾文化,这种情况下,你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有一个安静的心灵有一颗独立思考的脑袋吗?

与此同时,无视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权力自负,必然迎来一次又一次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无情报复,进而导致国家和社会治理不断被迫反复折腾,不断翻烙饼。治大国如烹小鲜,不能翻来覆去,否则必成稀泥,乱成一锅粥!这,也是一种内耗型政治。

其四,也是缘于斗争思维下的权力迷信,中国人陷于关系网和内斗中不能自拔。三人行必有小关系小圈子。小单位有小范围的小圈子,大范围有大范围的结党营私。尔虞我诈。一个关系网是另一个关系网的敌人和陷阱。崇尚并努力践行个人奋斗的,远远少于走后门拉关系抱团取暖的。而关系网文化,本质上是一个追求群体认同高于追求个人独立思考和独立创造的文化,是保守远高于创新的文化,也是一种自甘堕落的内耗型文化。

鉴于以上几大原因,当代中国人貌似智商很高,实则缺乏智慧;貌似对权力风向异常敏感,其实是无头苍蝇四处乱撞;貌似在大至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小至小群体关系网的群体认同中获得安全感,实则是缺乏个体独立和自由能力的一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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