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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政:民主宪政的宗教基础——加尔文主义  

2014-09-08 14:16:49|  分类: 欧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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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加尔文主义,是指由那些遵奉加尔文开创的改革宗的信徒们,在摒弃了加尔文的保守思想之后,所继承和发展的支撑民主宪政理论的宗教基础,即——底级别官员和公民个人基于自己的职分,对于反抗败坏的政府负有道德义务的新教教义。在这里,反抗的行为与后来自然法或启蒙思想所强调的“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无关,只是因为败坏的政府背离了“上帝的道”,为了顺服上帝的意旨,增耀上帝的荣光,人民不仅有权力、而且也有义务去反抗一个亵渎自己职分的君王。

 作为一个深受人文主义和自然法传统影响的基督徒,加尔文的理想其实是建成一种充满贵族精神的民主政体,“上帝不仅让教会自由呼吸,而且让他的子民有自由建立一个明确的、治理良善的政府,而建立这一切的基础是全民都具有选举权”。由于人性全然败坏,并且人一定会滥用权力,因此,必须要让大多数人依照法律去限制一个人不可避免的专制倾向。在对民众的布道中,加尔文说,“君王们习惯性地认为,他们应该有特权做坏事,有特权凌驾于其他人之上”;“高傲的王子们完全瞎了眼,以至于他们以为自己就是上帝”;“如果我们看到仅仅因为无人反对,君王们就认为他们配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我们都不要为此感到惊讶”。为了辨别这世间的善恶,上帝将道德律(十诫、登山宝训)刻在人类的良心上,“如果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对上帝良心无亏的见证人和督察者,我们的良心就折磨我们,不让我们睡安稳了。如果没有区分我们面前的善与恶,没有尽到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良心就会受到道德律的控告”。在这里,加尔文明确提出,反抗一切不道德的行为是人类对上帝应尽的义务,这是自由得以实现的逻辑前提,也是“个人责任”的宗教基础。1560年,诺克斯对苏格兰的玛丽女王说的一段话是对这一教义的绝妙阐释,他说,“上帝使我成为一个和你一样对国家负有责任的人”,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负有责任并主动担当,人民才不需要一个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政府“大包大揽”,而所有责任由政府承担的后果,必然是专制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完善。反过来,当大多数人都不懂得承担社会责任,却又拥有一个民主政府的时候,国家则必然走向混乱。

 在加尔文的观念里,良心是上帝赋予人的灵魂的一部分,它包含着公义,而“公义必须成为目标和规则,也必须成为对一切法律的制约”。“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地制定它认为有益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必须与永恒的爱的律法相一致”。针对世俗政权,加尔文解释说,人类的权力是有限的,只有上帝的权力才是无限的。“世上君王的权力很大,但他们必须认识到他们是上帝和人民的臣宰和仆人”,“他们有职责真实、真诚、廉正地执行法律。如果他们失信,实施暴政任意妄为,那么,难道人民不会聚众采取措施抑制恶政吗?”在《基督教原理》最后的拉丁文定本中,加尔文增加了一段表述,一个政府如果过度地滥用权力,他就可能丧失公共权力,这样,人民就可以不再服从于它,它的首脑现在只是一名拥有私权利的公民,他“举起了反对上帝的号角,自己就废除了自己的权力”。

 

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节惨案”之后,法国的胡格诺派发展了有关权力合法性的革命理论。霍特曼在《法兰西宪政》(1573年)一书中写道,“国王终其一生只是一名政府官员,如果他不能尽守职责,他就什么都不是,而人民永远有权力废黜他”;“人民始终是国家的所有者,而政府要受到明确的制约”。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继任者西奥多?伯撒进而主张,政治权力应通过人民的同意予以确认,如果人民选举的统治者没有履行他的职责,人民就有权力来惩戒他。“人的根本属性是与生俱来的自由”,不是“人民由统治者产生”,而是“由人民产生统治者”(1574年,《政府的权力》)。和加尔文认可既有政权相比,他的后继者们更关心统治的法理学依据,在这里,宗教内涵逐渐被抽空,而权利观念开始抬头。对他们而言,统治的事实必须得到一个在先权力的说明,这个在先的权力就是人民的同意,因为“全体人民位于国王之上”(1579年,莫尔奈《反对专制君主》)。如果国王不能“保护人民的自由和安全”,他就是“暴君”,是“上帝和人民的敌人”,而人民基于“原初主权”,就可以“使用武力来反对国王”。

 

 虽然加尔文主义者从未宣称自己是社会平等主义者,甚至还反对平等主义,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关于上帝才是最高权威的立场却产生出了巨大的追求社会平等的力量。在诺克斯的带领下,苏格兰的宗教改革在国家层面上展开了加尔文主义的内涵,又在一个激进的方向上超越了加尔文本人。作为留给后世的遗产,诺克斯强化了加尔文提出的圣约观念,认为基于圣约,政府和人民都受制于上帝的律法,而上帝同人民的圣约也直接赋予了人民反抗一切不尊崇上帝主权的权力。在后人眼中,正是诺克斯,而不是加尔文,更积极地主张人民有正当的权力来反抗暴政,而这也正是加尔文与诺克斯产生分歧的原因。如果说,推动苏格兰教改的诺克斯尚局限在“以神为本”的思想中,强调权力只能由上帝的话语和圣约之下的上帝子民的职责来确立,那么,紧跟其后的布坎南和阿尔图修斯则明确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概念,并宣称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和诺克斯相比,后者淡化了加尔文主义的神学背景,并将视角集中在“权利的概念,而不是人的虔敬责任上”,从而扩大了它在世俗国家和即将到来的理性主义时代中的发展。后来,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有关民主宪政的阐述,是直接从“主权在民”和“天赋人权”的自然法观念展开的,完全摒弃了圣约神学的理论。

 

 从古罗马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出发,加尔文在《基督教原理》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两个国度”的观念——世俗的国度和灵魂的国度,灵魂的国度由上帝统治,而世俗的国度则由政府按上帝的律法统治。上帝之下,政府和教会拥有平等的地位,既然政府的权柄是上帝设立的,那么官员对于维护上帝的律法也就负有责任。1592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教会大宪章》并确立了长老会制度,而长老制的特点正在于严格践行“两个国度”的观念,他们主张,教会是上帝的国度,唯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头,政府和教会的最高权柄都在基督。1596年,安德鲁?梅尔维尔对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说道,“在耶稣基督的疆域里,陛下,您不是国王,而是上帝的子民”。威斯敏斯特会议(1647年)期间,来自苏格兰的塞缪尔?卢瑟福出版了《法律为王》一书,他也讨论了两个国度的观念,并断定国王不能代表法律,反而要顺服上帝的律法,并对人民这一权力的源头负责。人民选举了统治者,如果统治者滥用权力,人民就有权力也有义务推翻他。应该说,正是有了诺克斯、梅尔维尔、卢瑟福等人持续不断的努力,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得以顺理成章地完成,“虚君立宪”的体制才得以最终确立。对此,哈罗德?拉斯基在《长老与国王:苏格兰法律中的教会与国家》一书中赞道,“灵魂与俗世、教会与政府,两个国度相互独立,各具权柄,这个极其重要的观念是由安德鲁?梅尔维尔提出来的,在苏格兰长老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种希望从本质上明确界定两个国度的权力的界限的尝试,是长老会对人类政治自由的特殊贡献”。当事易时移,宗教根基被摒弃之后,政府再也不能干涉思想的自由,于是恺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1620年,首批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离开英国,同时也将加尔文主义的传统带到北美,上岸伊始,他们就站在新英格兰凛冽的寒风中,通过了《五月花号公约》。公约内称,“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为了主的荣耀,为了基督徒的信仰和祖国的荣誉,特着手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谨在上帝面前,对着在场的这些妇女,通过彼此庄严表示的同意,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会,以管理我们自己和致力于实现我们的目的。我们将根据这项契约颁布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这是基督徒在圣约观下自由缔结的世俗盟约,也是近代社会所组建的公民政体的典范。在后来的日子里,加尔文主义逐渐渗透到北美大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最终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应该说,对于人性全然败坏的“事实”,从来没有人向加尔文一样秉持一种最冷酷无情的立场,但这种观点却直接催生了美国宪法中有关权力的分立与平衡的条款。圣约观念深刻塑造了美国宪法中的超验精神,即统治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并以上帝的律法审查一切法律和政府行为(违宪审查),以保护正义和自由,并保证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不被剥夺。1788年,《宪法第一修正案》提出,“国会不得制定涉及宗教的建立和自由的法律”,如此否定国家的单一主权,也正是基于加尔文提出的“两个国度”的信仰。

 

针对加尔文的保守思想,属于福音派的凯利博士认为,因为当时的欧洲统治者大多将新教徒们看成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随时准备颠覆政府,而加尔文却试图让他们相信,一个真正的新教徒是顺服政府的,他们并不是激进的革命者。“毫无疑问,希望使新教徒免于政治激进主义者的指控,是加尔文一生在反抗暴政和宗教迫害的新教革命中一直坚持保守主义立场的部分原因”。在天主教罗马教廷腐败透顶,而国家至上主义又开始显露淫威的时代,为了保护改革的成果,“绥靖政策”也许是一种必要的妥协。基于这样的考虑,加尔文并不赞成宗教宽容,于是否认“三位一体”的塞尔维特被文火烤杀,而敢于挑战其权威的卡斯特里奥也不得不在无望的抗争中走向生命的终点。鉴于新教徒横遭迫害的事实,加尔文也没有特别关注建立某种政府形式的合法性。在他看来,一种政体即使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上,基督徒也首先应当顺服它,因为使徒保罗说,一切权力都是上帝设定的,“上帝是所有权力存在的合法性的源头”。就像后来黑格尔强调“存在即合理”一样,加尔文认为政府的存在具有正当的目的,“只要我们生活在人类中间,政府就必然始终存在”,如果拒绝政府的管束,则无异于否定上帝的权威。在处理政府与教会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加尔文表现出深厚的君士坦丁主义和鲜明的中世纪的思想特质,政府不仅不应干预教会,反而有责任关心纯正的教义,它“必须关怀和保护外在的敬拜上帝的自由,维护正当的教义和教会的地位”。基于此,日内瓦的市政会议作出处死塞尔维特的决定其实是加尔文理解并强调的政府的职责所在,因此,针对塞尔维特事件,我们没必要为加尔文开脱,而400年后的斯蒂芬?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对加尔文的指控也毫无疑问是成立的。当这位宗教改革家去世之后,他的朋友和敌人们都相继放弃了他思想中不宽容的部分,同时也接过了他一再强调的政府必须受到限制的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又经过无数人的努力之后,终于孕育出民主宪政的果实,并推广到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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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3fe7770100p0b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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