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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个挑战至今已两千年了,没有一个人能给他答案,因为他是人间的至圣者,他是上帝自己来到人间做人 -- 道成肉身。孔子求道,盼望有一天早上听到道,那当晚死了也心甘情愿。孔子求道,耶稣基督是道来找人,不是人去找道,感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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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中国“城市病”与政权的关系  

2015-11-10 22:15: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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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拥挤、房价高企、空气质量下降……,等城市病在中国的城市中蔓延,特别是一些特大城市尤甚。根源于工业革命的城市病,世界各国都有。

  但是,稍加分析后便发现,中国的城市病很有特色,这就是自中央至各级地方政府所在地,严重程度依次递减,反向就是依次递增。西方国家的城市病与政府所在地有关系,也无关系。比如美国的华盛顿,澳大利亚的堪培拉等首都城市,规模都不大,欧洲一些国家的首都规模大,这是历史造就的,但首都之外的城市就与地方政府的存在没有多大关系,也就是不存在依据政府层级递增或递减现象。

 

 

转载:  中国“城市病”与政权的关系 - JESUS LOVE YOU     - 道路 真理 生命
 
 

 

  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差异?很重要的是资源调配权或利益分配模式不同。西方走的是自由主义经济道路,政权特点是小政府大社会,既然政府调节和分配资源的能力很有限,也就不会影响经济发展,所以真正决定城市规模和发展能力的,是资源、地理交通、新科技发明,等等。也就是说,汽车发展起来,就产生了底特律,反之则亦反;好莱坞发展起来,极大地推动了洛山矶的城市发展,等等。

  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或者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的政府拥有巨大的资源掌控能力和分配权力,并且这种能力与行政级别高度关联,这就形成了等级越高的政府所在地的城市,获得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就越大,发展就越快,对人才和资本的吸附能力就越强,如此形成反复强化的效果。甚至还可以说,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手段驱使人口流动,也可以通过政府机关驻地变动,调动城市发展。这种现象大致可以用“晕轮效应”、“虹吸现象”来形容。由于强者恒强,也就演化出北上广深这些超大城市的严重城市病。

 

  当然,导致中国特色城市病,还有文化和价值观的原因。笔者到加拿大访问,导游是位来自中国的移民,他调侃:用不了多久,中国人将把加拿大鬼子都赶到山里去。他讲的现象在中国移民聚集国家中带有普遍性。中国人喜欢热闹,因而多居住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西方人喜欢安静,且亲近自然,因而往山里跑。反向流动的结果就是一些城市逐渐成为中国人的天下。

  上述方面的原因决定了,要改变中国特色的城市病很困难,因为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小政府大社会的道路,更因为有政治制度的背景。即便从中国的人文心理角度分析,要想改变上千年文化塑造起来的民族文化心理,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当我们换个角度分析问题后,又会发现这或许就是我们解决城市病的优势,是改善城市病的最大动力所在。既然政府拥有了西方政府所没有的强大资源调节力,而这种力量对城市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那么,以政权和资源调配的双重作用推动城市建设散点布局,实现人才更多点聚集,或许就是改变核心城市、中心城市压力的出路所在。

  只是,这需要顶层设计上的突破,同时需要执行力上的更大增强。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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