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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真理 生命

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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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讲过一句话:「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个挑战至今已两千年了,没有一个人能给他答案,因为他是人间的至圣者,他是上帝自己来到人间做人 -- 道成肉身。孔子求道,盼望有一天早上听到道,那当晚死了也心甘情愿。孔子求道,耶稣基督是道来找人,不是人去找道,感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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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的差异  

2015-11-01 22:14: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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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的差异 - JESUS LOVE YOU     - 道路 真理 生命

         基督教在中国得到系统传播,是近一百多年的事。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的阻力,本质上来自于文化。因而,这种阻力比政治压力更潜在,更有韧性。这是文化的冲突。我们看到,约翰写作《约翰福音》的时候,离耶稣钉十字架不过五六十年,福音在犹太人之外的希腊地区就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当时,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与信耶稣基督的希腊人的比例是 1:10万。犹太文化与希腊文化本来是有很大差异的。犹太人的旧约背景希腊人没有,犹太人的弥赛亚情结希腊人没有;而希腊人的理性精神和哲学传统也是犹太人所不具备的。但这种差异没有成为障碍。应该说约翰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是找到了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契合点。他把希腊文化中的“道”与基督教的 “上帝”结合在了一起。


        “太初有道,道就是自由思想”这一根本点打通了福音向希腊文化圈传播的途径。福音越出巴勒斯坦地区,进入了希腊文化圈,这是有伟大意义的,它使基督教在欧洲得到了的广泛传播,并由此从向世界,成为了全世界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那么,既然基督教在背景不同的文化中可以很好地传播,为什么在中国的传播中,有一定的难度?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特色最突出的一点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一直缺乏信仰、缺乏宗教精神。信仰是任何一个文化的核心肯定。信仰的指向是“意义”。“意义”的背后是“价值”。信仰是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信仰是文化中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是纲,是根本。因为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因为我活着,所以我活着”,这不是人的存在状态,这只能是猫的存在状态。人,一定要找出活着的意义来。信仰就是这样一种让人安身立命的东西。一个西方哲学家说:“人是唯一不凭靠面包而活着的存在物”。若是没有意义,人是活不下去的。信仰给人的生命以意义。正是因为信仰这样重要,耶稣提出的最大的诫命才会是这样的:“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这里,耶稣明确告诉世人,最大的诫命,是信仰,是对上帝的爱。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文化中,信仰的缺失,就成了根本的缺失。在中国文化中,我们不但不认识上帝,没有对上帝的信仰。甚至,我们什么信仰都没有,我们连信仰的能力都不具备。信仰缺失的最典型表现,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仰,中国文化的思想高度从未抵达到对上帝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宗教。人们也许会说,有啊,中国不是有佛教、道教吗?那么,我们来看看佛教与道教的情况。


         先说道教,道教算是自己的土产,上面打着“Made in China”的标记。道教不是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它是在外界环境刺激下产生的基因突变。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在这个外来宗教的刺激和启发下,仿造出来的。它是中国文化与异族文化相抗衡的一个结果。公元初年佛教传进中国。一百多四十年后,东汉张道陵创立了道教。这个人造的道教,没有自己的教义。它开头是向孔子的儒家找根据,找立足点。但被儒家抵制,《论语》说:“子不语怪力神乱”。不得已,又转过来向老子庄子的道家找理论支撑(以上说法可以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道家是在野的学说,自然形不成抵抗,于是,道教就封了老子为“太上真人”,封了庄子为“南华真人”,又把民间传说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拉来作神仙。道教本身十分混杂,道教的八仙,整个是一个大杂烩,把不同朝代的历史人物与传说人物凑在一起,差不多相当于关公战秦琼。而且,与世界其他成熟的宗教相比,它完全没有其他宗教所具有的对彼岸的追求精神,它有的只是无信仰的实用文化中对现实人生的渴望,它追求的是鹤发童颜、长生不老这样一些很实际的愿望。它的追求方式,也不是对自己内心的谨守,而是炼丹服药甚至御女等手段。所以,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中国文化中本来没有信仰,则文化中没有的东西,仿造一个,也肯定造不好。


        中国缺乏信仰,所以,佛教进入中国,在中国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土地上,也经过了漫长的从抗拒到适应的过程。从东汉初年一直延续到到宋代,大约一千年。可见文化的抵制非常强大。就像器官移植,在中国的排异反应非常强烈。由于佛教的力量也很强大,所以,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就特别激烈,反反复复地建庙,毁庙。到唐朝中期,斗争还很激烈。到了宋朝,佛教在近千年的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与中国道家老庄哲学结合,形成了以辩证思维为特征的禅宗,从此才开始与中国文化和平共处。《红楼梦》里,我们看到,一僧一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并肩出行,成伙伴了。到了这个地步,佛教也中国化了,失去了它自己的本来面目。中国现存的佛教,90%是小乘禅宗,不是正宗的大乘佛教。禅宗,说白了,是中国特色的佛教。佛教禅宗对中国人的口味来说,已经变得十分可口可乐了。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正式的宗教信仰,也没有过自己的神,作为一个民族,也没有真正信仰什么。没有信仰,没有超越性精神,剩下的就是现实性的,实用的,功利的东西,所以,中国文化就呈现很强的实用性。中国人真的信玉皇大帝吗?中国人真的信观音菩萨吗?表面看,中国一些老百姓信佛信得也很虔诚。现在广东和香港以及很多地方,庙里的香火也很盛,很多商店都有供着佛像。但这种信,是一种中国式的信,与真正的信仰是有区别的。信仰,是你要投入进去的精神状态,是一种没有世俗心态的投入,也就是说,没有功利需求。


         而中国人信佛是这样吗?求平安,求健康,求生儿子(送子观音的香火特旺),求发财,求升官,求子孙鸿运高照……,哪个庙最灵验,那个庙最人气盛。许愿、还愿,这是最典型的功利心态。是一种“投资行为”,一种交易心态了。不是去信奉了,而是去跟神讨价还价,去讨好处了,而且还得先得了好处,后算帐—— 包赚不赔。这里展现的是功利的态度,实用的精神。每一声祈祷,都包藏着个人的私欲,每上的一把香,都燃烧着人间的愿望。佛成了受贿赂的对象和排忧解难的帮手。人们念:“救苦救难”的观音大士,目的是什么,是救苦救难,很具体。唐崇荣牧师说,中国现在就剩了一个信仰了——“钱”。信钱,为什么?钱实用啊,钱是最有用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呀。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时说的是什么:(第一次)“天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天父啊,“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完全没有私利的祈祷。耶稣祷告的是“上帝的美意”、“上帝的安排”能成全。为上帝,不为人,更不为自我。主祷文这样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电视片《十字架》有一段布什访华时在清华演讲:“95%的美国人信仰上帝,我是他们其中之一。信仰是道德的核心。使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布什讲的很深刻。信仰干什么?不是为了好处,不是为生儿子、为平安、为长寿,信仰是为“让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基督徒信主基督耶稣,也不是为了现实的好处,而是渴望重生得救(灵魂得到拯救),脱去罪性,成为一个像上帝那样完全的人。信佛、信玉皇大帝的人,是为这个吗?显然不是。所以,那些求神拜佛的人,本质上说,根本不是在信仰。因为信仰指向意义,而不是现世的好处。


        由于没有信仰,中国文化的很多问题都出在这个上面。包括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过程,也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很难上升到信仰的高度。我们作个简单的回顾。
        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是鸦片战争时列强用坚船利舰打开中国大门之时开始的。在这之前,中国虽然周围也有一圈异族的存在,但这些民族一般都落后于中国,都是仰慕中国文化的。中国于是自己称是“天朝大国”,周围都是夷蛮之国,我们要向他们输出文化,来对他们进行启蒙。就算是蒙古人的元朝和满族人的清朝把中国整个都吞并了,最后也还是中国文化取得了胜利:是我们用文化把他们同化了。他们成了我们,我们还是我们。输到最后,我们变成赢家。但鸦片战争时情况不一样了。中国第一次遇见了对手,中国文化脆弱性的一面彻底暴露了,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居然是一触即溃,不堪一击,一向非常OK的中国,不OK了。这让中国人惊醒了,中国人开始想,我们哪出了问题?这就是中国文化反思的起点和开头。作为一个世俗性文化的民族,这个反思,最先从实用的角度看问题,从物质形态上看到我们的差距:我们没有坚船利舰,我们没有洋枪大炮。于是,大清开始建军工厂,搞“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使中国有了坚船利舰,但甲午战争,有着极大舰队优势的北洋海军又再次覆没,这个事实使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破产了。于是反思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制度反思。我们没坚船利舰打不过人家,有了坚船利炮还是打不过人家,原来是我们的制度不行。于是,有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度变了。但我们还是失败,还是受列强的欺辱,我们到底是哪出了问题?于是接下来就反思到文化层面,这就有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反思的内容是大家所熟悉的:科学与民主!原来,我们缺这两样东西。


        我们除了有工业有共和制度之外,还要有科学与民主这两样文化精神(反思到文化领域里了)。五四的反思,并没能进行到底,就被抗日战争打断了。国内80年代文化热,实质上是接着五四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反思继续往下走的。这就有了nineteen eighty nine的four five运动,掀起了 “反腐败”“争民主”的一个思想高潮。这些年出国的大陆学子们,基本上都是在接受科学民主这种文化思潮中过来的。直到九十年代后,中国文化界的反思,才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价值层面。这时发现,西方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背后,其实是基督教文化,也就是说,科学民主的背后,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契约,是平等,而不是身份和等级。没有平等和契约的光照,科学与民主并不能真正降临。科学与民主之所以发生在西方文化圈中,而在中国漫漫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国自己生长不出来这两样东西,正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与民主的土壤,没有平等和契约的光照,没有自由思想的存在。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文化精英学者们从1860年鸦片战争终于苦思冥索了130多年后才彻底发现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最高的真理,其实是自由思想。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这短短的三句话,中国学者们找了一百多年,才找到。舒婷有一句诗道:“那条很短很短的来路,我们走了很长很长的岁月”。在缺乏信仰的中国,追寻自由思想的路何等艰难!学者们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单纯的科学与民主也不能彻底拯救中国,因为无论是科学也罢,民主也罢,都是人的文化形态,都是有限的。在科学与民主之上,是自由思想。如果你找不到自由思想,只找到了科学和民主,是不行的。科学,是人与物的关系,民主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此岸的存在。而自由思想让我们找到了人与未来的关系,让我们与彼岸与永恒建立起了联系,也让人类的精神上升到了至高点。遗憾的是,这,恰是我们文化中关键的盲区。没有神圣,没有自由思想,我们的资源,就是自然的东西(超越的)。“自然主义”就成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的传统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现代的商品生产的原则显然已不再是自然,而是超自然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又使人们之间的在生存上的联系不够紧密,所以,中国人之间呈现一盘散沙的特点。


         老子的理想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这就是中国人凝聚性是差的原因。日本人可以团结得像蚂蚁一样,我们却总是窝里斗。没有公共的活动领域,因此,中国人的公共意识无法培养出来,公德不够。乱吐痰,损坏公共设施,假冒伪劣,哄抢公物,这些事就比较多。在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中,也同样呈现这样一种自然关系。人们之间最基本的自然关系是血缘关系,于是,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政治关系也比照来推。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中,父子夫妻兄弟不说了,它本来就在血缘关系之内。但君臣朋友关系里没有血缘的自然因素吧?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自然关系:君臣关系是以父子关系来设计的,对君的忠相当于对父的孝;朋友关系是按兄弟关系来设计的。你看看古代的哥们,不都是称兄道弟吗?刘备是大哥,张飞是三弟。在古代中国,地方官被称为父母官,言外之意,老百姓都是他儿子。老百姓管当官的称什么:“老爷”!用的是个亲属称呼。加拿大总理马丁肯定没这感觉。


        没有信仰,就没有根基,没有坚定的目标,自然那就是什么有用追求什么,所以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很突出。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很典型的方式就是:“这有什么用”?当年有人呼吁民主,不是就有的高官怒问:“民主能当饭吃吗”?!问的多么具体!得有用到了能当饭吃的地步,摆着当画看都不行,非得吃下肚去才算是利用上了。我们文化教我们对任何东西的价值追问,就是问“有什么用”。学习有什么用?“学而优则仕”。读书有什么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国内人们都争着当官,当处长,当局长,谁想“为人民服务”?是在求权利能带来巨大的利益。所以拼命地千方百计当官,当了官就拼命地贪,然后转移资产到海外,在地球这边一掷千金地挥霍。盖茨表示要把自己财产的95%捐出去,不全留给孩子,这是信仰的作用啊。基督教导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要处处讲实用。不是纯粹物质上的实用意义上的,是内心的平安和喜乐。仰核心的信息是个人灵魂的得救。最关键的就在于,你的整个生命的感觉会发生彻底的变化。他生活在这个世界,受了这个世界的的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是他的精神以及他的得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这才是信仰!而这种真正的信仰,在中国文化自身里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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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的时候,总是相似的部分容易接受,不同的部分受到排斥。五四时从西方拿来的“科学”“民主”这两项,就是科学好接受,民主就不好接受。说到科学,其实,就算是我们对科学的接受,也是在技术方面接受得容易;在科学观念科学思想上,我们接受的还是不够的。科学精神中的实证主义,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科学思想中“形而上”的一面,在中国没能全面接受。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把科学纯粹当成是知识与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科学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世界观、人文素养,心灵的境界。科学精神是以分析精神,用推理方法去寻找事物的原因。上帝是世界的原因,上帝构成宇宙因果链条的顶点,所以,科学的本质,尤其是理论科学基础科学,是为了解读上帝的奥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科学的真正信仰实际上与对上帝的信仰是一致的。物质世界处在永恒的运动状态,大到天体小到原子,都是不停地运动着。科学承认它们的运动,科学研究它们的运动规律,但科学无法解释它们何以会动,科学就不得不承认:上帝,是万物的第一推动。95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包括霍金《时间简史》在内的一批现代科普系列图书,就叫做:“第一推动丛书”,这实在是意味深长。因为那正是中国缺乏的理解。


        科学作为人在此岸世界的一种探寻努力,是人接近上帝的一种方式。科学永远不可能完全地解读上帝的奥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都承认“科学无止境”。这一观念的背后,是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无限。本质地看,科学不是为了好处与实用。美国花了上百亿美金,把两个探测器弄到火星上去,是为了得什么好处吗?那个昂贵得吓死人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是为了到太空里寻找财宝吗?不是的。是为了以科学的手段,从科研的角度,去认识上帝所造的也是我们所置身的这个宇宙。并从发现奇妙的创造中,去更深地认识,去敬畏。越是伟大的科学家,越是对上帝充满赞美之情!这种精神在中国没有。说到此,顺便提一句,美国的火星探测器 Spirit,国内翻译成“勇气”号,国内不是不知道Spirit是“精神”的意思,他们是在回避这个词。因为“Spirit”有精神、心灵和灵魂的意思,美国用Spirit来命名这个探测器,体现了人追求的精神,而这一精神是在人的灵魂里的。大陆官方怕这个词,于是改头换面,用了“勇气” 来表达Spirit的意义。中国大陆在去年也弄出了一个“神州五号”,并且大造气氛,为我们也加入了国际太空俱乐部而欢呼。其实,就像我们的道教是在别人的启发下搞出来的那样,如果没有西方的航天事业的启发,中国人可能永远想不到去搞太空研究。


         中国古代的天文是为了人间的好处,什么风调雨顺啦,天有什么征兆将显示人间的治乱兴衰啦,如此等等。在中国人的理解中,一说到科学,就看到科学是先进的,科学是进步的,因为“科学养猪”猪就肥;科学种粮,就高产。这是对科学庸俗化的解释。只看到好处,只看到利益,没看到科学的文化精神。中国的实用文化还体现在这样一句口号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什么?实践是人的社会活动,人作为有限的存在,人的实践怎么能检验真理呢?牛顿说时空是绝对的,万有引力是客观存在的力,爱因斯坦发现,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万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质引起了空间的弯曲。玻尔又以测不准原理反驳了爱因斯坦,今后,还会有发展。哪个实践能检验出真理呢?实践只是可以让我们接近真理罢了。无论如何,科学总能带来直接的好处,跟实用文化能接壤,中国接受得容易。就算我们只接受了科学的皮毛,也算接受了。我们比较顺利地引进了西方的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学得很快,没什么抗拒力。现在连度量衡也都接轨了,千米、千克,一改我们多年的习惯。美国还用传统的英制,用加伦之类呢,加拿大还用磅不用公斤呢,我们比他们都先进了。可见,实用的东西,中国引进得很方便。到中国城市看看,外国有的,我们都有了,甚至比他们还多呢。北京比多伦多看上去还豪华呢。求好处,求发达,求富贵,这是我们急功近利之心所对准的目标。尤其在现在中国的经济大潮下,追求财富之心,特别强。追求豪宅、汽车、发大财,在大陆,几乎人人都渴望暴富,渴望成为财主,每个人都有一颗滚汤的发财心。“登山宝训”中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财神)”“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满脑子发财念头的人,是不是也难以进神的国呢?要是人们普遍都是想当财主的人,是不是这个民族离神的国还比较远呢?


        这种物质之心,使我们今天对现代化的理解,基本上仍然是用实用文化的眼光来打量现代化的。我们对现代化的要求与渴望,也不过是看到并认可现代化的好处:富裕、强盛而已。――实用主义的视角。只图现代化的利益,不考虑其文化,不考虑人的现代化。我们社会的多数人对现代化的理解不仍然是建立在物质层面上的?
        尽管今天我们不再像当年那样,将现代化理解为烟囱林立的厂房,但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现代化仍是与摩天大楼连在一起的。我们将现代化误读为弃旧图新。北京在拼命地拆,拆了古迹,盖上高楼。我们毫不痛惜地终结自己的历史,然后,再像暴发户一样急忙穿上闪闪发光的时装。北京号称七百年历史,其实,除了故宫等古迹,你连七十年的历史都看不到了。实用的眼光,真的是一种很短视的眼光。看不到自由思想,就认识不到真理,也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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