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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资中筠:美国与中国丨简单的历史回顾  

2015-12-11 18:16:50|  分类: 欧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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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是从被英国炮舰轰开门户开始,也就是从缔结不平等条约开始。以后的百年中与世界列强打交道,无论是文斗还是武斗,经常处于劣势,受屈辱和受损害。但是把一部近代史完全说成“帝国主义侵华史”也不确。事实是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同时是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也是与外国的影响分不开的。现在单讲美国。
 
简单的历史回顾
 
相对而言,在列强中美国对中国的损害较小,而中国从对美关系中获利较多。当然,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这一关系也不可能在实质上完全平等。现在举几个历史节点说明两国之间正负两方面的关系。
 
“中国皇后号”,1784年。这是美国派到中国的第一艘商船,距美国独立只有8年,从此开始中美贸易,尽管贸易额有限,但是发展很快,不久美国就超过法国、荷兰、葡萄牙等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对华贸易第二大国。直到中英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中,中美贸易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美国商人比其他列强更遵守中国法规,态度也较和善,受到中国人欢迎。中国从中收获大量黄金白银。
 
《望厦条约》,1844年。鸦片战争以后,美国追随英国,逼迫清廷签订《望厦条约》,其实质就是英国得到的利益,美国也要享受,例如通商口岸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不平等条款就是“领事裁判权”。延续到“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一直沿用这种模式,就是列强在华得到的特权,它也要分享。这是中美之间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蒲安臣条约》,1868年。这是中外关系史上独特的、很有意思的事。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原是美国林肯总统派往中国的公使。当时中国在美国已经有大量侨民,包括华工,有许多事务需要交涉处理,美国一再敦促中国派出驻美领事,但是清廷还是天朝大国思想,认为“皇帝抚有万民”,顾不上区区在海外的几个“游民”,实际上也缺乏人才和经验,用俗话来说就是感到“怵头”。但是有此实际需要,特别是蒲安臣一力劝说,清朝见蒲安臣态度开明,对华友善,就干脆决定任命他为中国的钦差大臣,率领中国官员出使各国,首先是美国。这样的事在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这点上清廷特别开明。蒲安臣欣然接受,美国政府也没意见。他果然不负使命,在美国发表演说,宣传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爱好和平,倡导平等对待中国,又代表中国与美国政府谈判,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于1868年签订了《中美续约》史称《蒲安臣条约》。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内容规定的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都是对等的。最重要的是为中国在海外保护侨民提供了法律依据。当然这一条约也符合美国利益。
 
蒲安臣(AnsonBurlingame,1820-1872),1862年7月作为清政府接纳的首批外国公使之一入驻北京,后又被任命为中国使节出访欧美。Julian Vannerson 摄影,(美国国会图书馆)
 
《排华法》,1882年。前面的《蒲安臣条约》签订的时候,大批华工到美国,造铁路等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美国当时正需要劳动力,所以对中国保护劳工权益的条款没有异议。不过华工都生活在底层,在白人至上的气氛中受了不少歧视,法律也保护不了。后来,美国大批解放了的黑奴成为自由劳工,也是做最底层的苦力,就发生劳动力过剩,与华人争饭碗,加以美国经济发生危机,失业率提高,就开始排斥移民。它不排斥欧洲移民,主要排斥亚洲移民,这里面也带有一定的种族色彩,而华人首当其冲。《排华法》通过之前冲击、迫害华人的事已经层出不穷,有了这一法律,就更加变本加厉,形成大规模排华浪潮。那个时期的报刊也大力丑化华人。这件事成为中美外交中一个严重问题,虽经中国多方抗议和交涉,美国不但不收回,国会还多次通过决议延长这一法律的有效期,直到1905年引起中国大规模抵制美货的抗议运动,引起美国政府注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这件事发表讲话。他一方面仍然肯定限制中国“苦力”入境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又说要对中国商人、留学生以及官员等友好对待。实际上,美国移民法的一贯精神就是视本国需要区别对待,欢迎人才和财富(所谓“投资移民”),对于劳工则根据国内经济发展和需求情况时松时紧。只是在那一段历史时期,中国大批移民都是劳工,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八国联军与庚款办学。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是昏庸的慈禧皇朝进退失据造成的后果,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联军进入中国,其实攻陷北京时一共不到三万人(人数说法不一,一说只有一万六、七千人),中国就那么不争气,这点人都打不过,“天朝”竟然放弃首都逃跑,叫做“御驾西狩”。这段历史众所周知,不必多讲。只讲美国,参加八国联军出了2100人,大概真正参加过侵略中国的,就这一次。美国当时的政策就是怕被落下,怕亚洲这块肥肉被其它国家抢去,所以也得派人进去,不然就没它份,是“me too”政策的延续。八国联军退兵后,《辛丑条约》的赔款,美国分到了百分之七。然后就按照它自己算出来的损失,比如烧教堂、杀美侨、赔偿家属等等,把这些损失算了以后,觉得用不了这么多钱,还剩下一千多万两银子,就把这一千万两银子退给中国办学。这里面也有当时中国外交官的争取和交涉的功劳。主要是当时美国的决策者有感于中国人的仇洋情绪强烈,认为培养了解外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助于化解仇恨,促进和平交往,对美国长远有利。这一举动也带动了英国和日本,后来也退回部分庚款办学。例如清末民初“官费”留学日本的部分经费来源就是日本退回的庚款。庚款办清华,以及用庚款留学的学生后来对中国现代化的巨大贡献,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讲。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1919年起任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1946年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8月离开中国。(CFP)
 
门户开放原则,1901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美国关注美洲以外事务的开始。这项政策主要对象是东亚,特别是中国。其核心原则是两条,一是利益均沾,一是保持中国主权完整,就是说不能让各国把中国给瓜分了。那时的清皇朝已经摧枯拉朽,非常软弱,无力自保。比如西南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江浙一带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东北是俄罗斯的。美国是后来者,要求大家一起做生意,所谓“门户开放”,不是针对中国的,因为中国门户已经开放了,主要是针对其他列强,要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禁脔,对别的国家关门。最主要是针对俄罗斯,那时还没发生日俄战争,我国东北是沙俄的地盘,美国反对它独吞东北。门户开放政策,当然是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客观上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完整。那时清朝自己是没有什么抵抗力量的。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开始思想解放,有过一场对“门户开放”的看法的辩论。因为传统的标准说法一直是美帝国主义参与对中国“割地狂潮”的政策。而有些学者认为相反,这在客观上遏制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这是指“客观上”,至于它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是当然的,不言而喻的。没有国家的对外政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不能用“好心”或“坏心”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每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政策都是根据它自己的国家利益制定的。一切国家概莫能外。在国际关系中如果有哪个国家的政策是完全无私的,不考虑本国利益的,要末是在说谎,要末这个政府根本不合格。如果违反了公认的国际准则损人利己,甚至发动战争,那当然应该受到谴责。所以谈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主要看客观上对中国的影响。有时对它最有利的恰巧客观上对我们也有利。
 
威尔逊总统与巴黎和会。1919年,巴黎凡尔赛会议上,在青岛问题上,美国威尔逊总统一反其宣扬的公平、正义原则,为了争取日本加入“国联”,偏袒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这件事对本来对美国有好感的广大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精英,是一大打击。刚好此时发生俄国十月革命,列宁宣布要归还沙俄根据对华不平等条约侵占的土地(实际上当时那些土地不在他管辖范围,后来苏联也从来无意兑现),中国的大批精英、爱国先驱,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向左转,以俄为师,孙中山也采取联俄政策,对美国的失望是重要原因。后来,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经过中国外交官的力争,美国态度有所转变,青岛归还中国的问题得以解决,尽管是有条件的。从研究这段历史的美国学者的角度看,这件事在中美关系史上似乎只是一个小曲折,而从中国人的角度,这件事对中国关键时刻的历史走向,却影响深远。
 
1919年5月27日,参加巴黎和会的“四巨头”,从左至右: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国务院总理奥兰多,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美国国会图书馆)
 
抗日战争,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前期美国保守中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通过了一个《中立法》,主要是说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或战争,美国不介入,保持中立。所以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期美国采取了中立的态度,而且实际上略有利于日本,因为他还卖战略物资给日本。后来经过中国一再争取,在不违反《中立法》的前提下,对日本采取了一些手段,例如不向日本出口某些战略物资。1941年珍珠港事变以后,美国和中国就共同抗日了。特别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国起了很大作用。很多人认为,假设日本没有打美国,没有袭击珍珠港,美国就没有理由参战,最多也只能在经济上有限地支援中国。不过在珍珠港事变之前,1941年7月,陈纳德就以退伍军人的身份组织“飞虎队”,作为志愿者支援中国。在那之前中国没有空军,大家都知道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意图摧毁中国全民的抗战意志,中国人除了跑防空洞之外,别无他法。所以美国“飞虎队”的出现,是雪中送炭。到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之后,“飞虎队”就由非正式转为正式的军队,为中国培养了空军战士,最重要的是开辟了经过喜马拉雅山驼峰的运输线,打破了对中国物资运输的封锁。美国的空军也在中国牺牲了不少。现在南京还有一个空军烈士纪念碑,这是很特殊的一个纪念碑,把当时所有牺牲的空军战士的名字都写在上面了,有很多美国人的名字。1943年在抗日最艰苦的时候,宋美龄到美国做巡回演说,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次的效果很好,引起广大美国人同情中国抗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加强了美国的援华力度。所以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特别是后期,应该说美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当时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都是很好的。
 
废除不平等条约。1943年,美国为争取和鼓励中国抗日,带头废除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与中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所以抗战胜利以后像上海、天津、武汉这些城市就没有租界了,原来的外国路名都改成中国名字。与此同时,顺理成章地取消了“领事裁判权”(或称“治外法权”)。在这点上,美国是起了带头作用的,当然也是当时国民政府外交的努力的一大成就。美国提出之后,英国也就同意,至于其它的国家如德、意、日是战败国,当然更没有理由保持特权。所以战后的中国至少在法理上,一扫晚清以来的屈辱,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
 
联合国与中、美。二战后成立联合国的最初设想和蓝图,就是罗斯福提出的。每次大战之后,人们总是希望以后能避免战争,保持永久和平,所以要有一个国际机制。《联合国宪章》草案的制定过程是罗斯福先根据《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吸取一战后“国联”失败的教训,提出一些原则,让国务院有关官员写出草案,先同邱吉尔商定,然后再把斯大林请过来,三家一起确定,于1944年在华盛顿的顿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发表《华盛顿联合国家宣言》,然后再请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签署。事实上,中国当时发言权很少。美英苏三家激烈地讨价还价,开了一个月会,由于当时苏联和日本还有互不侵犯条约,不愿公开与中国一同开会,以免引起日本的疑虑。顾维钧只能等在会场外,由美国人向他透露会议的情况,还不许他向国内汇报。直到最后三天顾维钧才进入会场,苏联退出。中国代表除了提些无关大局的“补充建议”外,只能在人家已经议定的文件上签字。次日,其他22个反法西斯阵线的参战国代表再签署。从这一程序可以看出战后国际社会的主导国家已经十分明显。但是后来联合国的发起国有中、法,同时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员。法国是丘吉尔力主包括进来,而中国原来英苏都不同意,是罗斯福力排众议坚决拉进来的。
 
也是在美国的坚持下,参加1945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要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以体现中国是一个全面统一抗战的国家。蒋介石只好同意,所以董必武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并与其他代表一道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因此,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美国力争的结果。另一方面,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迁就苏联,背着中国同意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包括外蒙古独立,也是众所周知的。
 
文化教育。我个人认为中国自从向西方学习以来,不管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很大作用的。早期是欧洲国家先进来,而自二十世纪以来,美国的影响最大。
 
我们谈到同一个外国的关系,往往把民间与政府混为一谈。实际民间的活动有时可能与政府的政策相吻合,而常常是独立于政府的。例如美国私人、教会、以及公益基金会对中国的教育、文化、医疗等各方面的现代化的积极贡献,同美国政府关系不大,这点在我国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公平的肯定。特别是教育,一方面是在中国办学,一方面是大批中国留学生带回来的无形资产。中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以及许多学科的建立,无不得益于美国的资助。如第六讲所提到的。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有一个抢救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项目。这里又涉及动机问题。前面讲到,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从利益出发,但是民间的活动不一定是利益驱动,特别是公益组织本身就是以“公益”为宗旨,也可以说是利他的。美国民间就有这个传统。
 
还有一种误解,以为过去洋人在中国办的学校都是非常洋化的,教出来的学生都比较洋,不懂中国文化。事实并非如此,它的学制完全是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门制定的,很多教会学校的中文课古文很多,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亚于中国学校。燕京大学的国文系就很强。因此不能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断了,是因为西方的教育制度进来的原因,这不符合事实。我们这代人,都是在民国政府教育底下出来的,许多名牌学校从中学到大学,都是洋人创办的。但这里的中国文化和古典文学,教的都是很多的,比1949年以后要多得多。所以我认为如果说到美国或其它国家,在文化教育方面,中国只有受到好处,并没有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失,这是一个看法。
 
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楼前廊。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韦尔奇医生,第四人为小约翰·洛克菲勒。
(责编:昀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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