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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官本位,使中国科学家多年无缘诺贝奖”  

2015-10-07 19:19:00|  分类: 经济动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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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发榜季”,“为什么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无缘”的争论,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对此,英国广播公司10月9日报道称,中国人可以说有很强的“诺奖情结”。今年诺贝尔奖预测获奖的名单中出现了四位华人面孔,得到了中国媒体的广泛报道。报道都特别提到其中两人是在中国国内受过大学本科教育,改革开放之后出国留学,做出了出色成绩。但是,诺贝尔奖揭晓后,四位华裔科学家没有获奖。中国媒体报道纷纷表示遗憾。然而,即使他们四人这次获得了诺奖,也是在国外研究的成果,不能说是中国科学研究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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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建立100多年来,虽然偶尔也有华裔科学家登上领奖台,但至今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的科学家获此殊荣。这种状况也不断引起中国国内的讨论和反思。早在1996年,中国科技界的权威性报纸《中国科技报》就曾发表一篇文章,探讨这个问题。文章作者的结论是,中国未能赢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是中国科学政策上的偏误造成,即科技政策上“重术轻学”。

曾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张炜在采访时表示,中国出不了诺贝尔科学家是体制出了问题:“中国目前的体制还是没有以科学家、以科学为本位,而是官本位。无论是资源的分配还是社会上对他们的承认,都是引导着科学家朝官本位的方向走。这就分散了许多科学家的精力。而且,在中国是科学家为官员服务,而不是官员为科学家服务。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

他还说,每个中国科学家背后都有好几个领导在领导着他。申请经费要找这些官员,他要得到这些官员的支持,否则很难做出成果。很多在海外学有成就的科学家回到中国,希望用中国的资源为中国做些事。结果发现要花费很大精力搞人际关系。不得不做一些官员喜欢的工作。被迫参加一些与科学无关的工作。中国的问题是,从小到大的教育,妨碍创造性思维。这种做法毁了两代人。因此从这两代人中要产生有创意的科学家难度极大。由此看来,中国本土难出诺奖科学家也同中国体制所鼓励的思维方式有关。中国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育,提倡的都是“寻求正确的答案”,而不是鼓励学生按照他们的兴趣创造性地提出问题

 

 官本位:“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致使这种思想意识深入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即“糟粕”的那部分。
          官本位 一种以官为尊的思想价值观 以官为贵、以官为尊 实际上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延续。所谓的社会主义,公产主义只是遮羞布而已。
         


         历史根源——传统文化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和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两家”,即儒家和道家。
在世界儒家文化圈里,中国是核心和发源地。儒家在治人和治国上强调两方面,一是“以德”,另一个是“以礼”,简称为德教和礼教,“以德”就是以德规范人的思维和思想,“以礼”就是以礼来规范人的行为。内部用“德”规范人的思维,外部用“礼”规范人四肢的行为,“克己复礼”即是克制自己符合社会的大礼,这也是儒家的核心观点,教你怎么做人做事。
道家的观点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讲的是世界观的由来及其由什么构成;道家的第二个观点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讲的是世界有阴阳两极,人也有阴阳两类,这是一种方法论,为的是怎样破解这个世界。

历史根源——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封建社会和“官本位”内在联系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从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上看,封建社会推行土地分封制,皇帝任命官员,官员按照级别分封土地。与皇帝同父异母的人都定为同姓亲王,拥有皇帝分给他们的大量土地,土地分封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的核心。
二、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体制,从州、郡、县到中央,通过官来集权,实行金字塔结构,这样的社会必定导致“官本位”。
三、封建社会推崇皇权至上,普天下皆为皇土,一切都是皇帝的,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封建社会把“官本位”推向上了极致,社会上“官本位”的土壤就是来自中国三千年的封建社会。

近代演变 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的体制特点表现在:一是在政治方面集权,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一边倒学习苏联,中国“官本位”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是学习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二是在经济方面垄断,三是在政府方面管制过多过细,最后导致一是党政不分,即以党代政;二是政企不分,即政府管制企业,实行原料国家供,干部国家派,利润国家收,资金国家给,把企业变成政府的附属物;三是政事不分,设置大批事业单位,实行准政府职能。计划经济强调“官本位”的表现:一是在管理机制上过于集权,二是片面突出政治,淡出经济效益和利益,三是只讲公平而没有效率,平均主义慢发展,造成短缺经济。排队凭票购物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最后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造成了“两个不适应”,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告别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
干部管理体制


中国现行的垂直任命制的管理体制是强化“官本位”的体制性根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总体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特别是干部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相比,没有太大的改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沿袭了计划经济的垂直任命制,给强化“官本位”带来了体制土壤和体制条件。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切入和剖析:
一是官设的太多。中央集权和垂直任命制导致官设得太多,机构多、摊子大,官员多、人满为患,比如在中国有的地市副秘书长就有11个,助理达到十几个,这种吃饭财政增加官民比,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实行对口设置机构,中央有什么机构,省、县就有什么机构,甚至到乡、镇都是上下一般粗,最后导致七站八所,从建国初乡公所的七八人,到一个乡、镇公职人员达到250余人,这都是由体制带来的弊端。


二是选官的机制太死。还是少数人在少数人的圈子里选干部,由于是上边给下边发乌纱帽,造成在干部选择导向上的失误,让干部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谁给发的乌纱帽就对谁负责;过度追求短期行为,而没有长远打算;以GDP论英雄,都患有GDP崇拜症,很多干部都形式主义,做秀而不做事,形成政绩工程,取悦领导,等着提拔,对民生工程不重视,造成一届政绩几届包袱。


三是权力的设置过于集中。个人专断,少数人说了算,导致干部追求部门个人既得利益,着重管制审批,轻视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要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产品,社会上的干部还是都在研究怎样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严重恶化了经济发展环境,是经济发展不快的一个主要体制性原因。在权力设置上没有实行分权和制衡机制,而是过于集中,少数人说了算和个人说了算。


四是管官的机制太虚。官任命后,给了他权力,下一步就是管制和监管问题。中国的“官本位”制度导致管官的机制太虚,重授权而轻监督,重集权而轻分权,最后导致虚监督和软监督,只有体制内的监督,而没有体制外的监督。比如说纪检委、审计委等都是内部的监督模式,而缺少其它政党和民众的监督,新闻监督也有诸多禁区。这种体制内的监督导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官场腐败事件层出不穷,原因就在于此。为此,需要新闻舆论界的这种外在的监督。

相关特征
“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经济学专用名词——“金本位”而被广泛应用。“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即是以黄金为单一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价值。“官本位”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这一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术语,其现实内涵远比字面意思丰富。
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


“官本位”是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


作为一种意识层面的现象,“官本位”也反映了一定阶层的利益需求。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官本位”意识浓厚,就是因为有“官”就有利,或者可以“官”谋利。有的领导干部视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以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为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把从政看成是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想方设法追逐对公共资源的特权,捞取自己的特殊利益。有的领导干部面临抉择时,先为自己和子女、亲属着想,为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着想,而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抛在了脑后;有的刚刚提拔,就急于要车子、房子、待遇,“该得到的一定要得到,不该得到的也想得到”;有的一看到社会上有人先富起来,看到自己的同学、战友或过去的同事成了“老板”、“大款”,心里就失衡,就想自己怎么赶紧富起来,等等。这种特权思想,都是“官本位”的深层次驱动因素。


“官本位”是“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


“官本位”意识在现实中也有制度支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唯上是从”。在一些地方,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的工作关系,而是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的等级关系。在这种单一行政化体制下,往往是“官大嘴大”,惟我独尊,“一言堂”,是否对错的评判标准不是实践而是官帽的大小,官员的意见成了判断正误、善恶、美丑的唯一标准,并且官越大说的话就越正确;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另一方面是职级的泛化。“官本位”总是与“级别”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些地方和领域,除了行政职位有级别,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企业有级别;甚至和尚、老道,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官,以至于闹出“处级方丈”、“局级住持”这样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


“官本位”是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


一些领导干部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是本事”,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于是,“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一些地方政府也投其所好,只要纳税多,就可以戴不在编的官帽子。一些已经当了“官”的干部则热衷于搞“自我设计”,摆不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把做工作当作升官的阶梯,或是向组织伸手要官的筹码。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升迁,急功近利,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不择手段。一旦达不到目的,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找靠山,拉关系,走门子,四处活动,或者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官本位”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来评价社会地位。


“官本位”把所有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都相对应于或折合成一定级别的官阶,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实学、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心理。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盛行。在一些地方,官职似乎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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